国内外细胞买卖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现状浅析

作者丨刘婷婷 黄冠鸿 周汝歆 赵依红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 本文为威科先行首发文章。

当前，我国在细胞领域针对买卖细胞行为的民事判决主要是零散的案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判决标准，类似案件在不同法院的判决中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例如，关于干细胞买卖合同的有效性问题，较为著名的“上海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吴某买卖合同纠纷[1]”中，法院认为涉案干细胞买卖合同违反了《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管理规定，进而认定其为无效合同；而在“于某、烟台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责任纠纷[2]”中，法院则认为《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不支持涉案合同为无效合同。

此外，《民法典》第110条明确，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如细胞买卖的前端获取细胞行为涉及侵害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的，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将面临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

虽然《刑法(2020修正)》中并未直接规定买卖人体细胞的刑事责任，但违法人员可能会通过走私的方式将购买的人体细胞运输入境，由此可能涉及走私国家普通货物、物品罪。实践中，若将人体细胞销售至海外，从而可能构成走私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罪。例如，2021年5月，上海海关在对上海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申报品名为“实验室培养基”的进境冷链货物进行布控查验时就截获了247支走私入境的“人体细胞”，已进行依法销毁，上海海关缉私部门已对该公司正式立案，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4]

此外，人体器官作为人体细胞的来源之一，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应根据《刑法(2020修正)》第234条之一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承担的刑事责任。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一案[5]中，被告人郑某因非法买卖人体肾脏51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罚金人民币20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3年。同样是出于对公民身体权和健康权的保护，违规的人体细胞的买卖在未来也有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根据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及案例总结，笔者认为，当前在我国，细胞治疗兼具医疗技术和药品发展方向：(1)若作为医疗技术则由卫健委监管；(2)若作为药品则由药监局监管，即我国对于细胞治疗的监管具有“双轨制”的特点，侧面说明了我国对于细胞治疗产品监管的严格性。然而对于“双轨制”的具体划分标准、对应监管要求等仍未出台国家层面的规定，仅地方层面出台了相关的工作规定，如天津市提出“风险分级、积极探索”的原则，而湖南省的工作文件则主要要求“加强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随着生物治疗技术的进步，异体细胞产品在细胞治疗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异体细胞的来源包括供者捐献的骨髓、外周血、脐带、脂肪等多种人体组织器官，涉及复杂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如何在确保捐献人知情且获得其自愿同意的前提下筛选合格的供者来源，并严格阻断产业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人体细胞买卖和变相买卖的发生，对监管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因此，在科研领域，开展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提供人的细胞的，基于《关于印发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机构应充分了解研究的整体情况，通过伦理审查、开展跟踪审查，以协议方式明确人的生物样本的使用范围、处理方式，并在研究结束后监督其妥善处置。

目前绝大多数细胞治疗产品是利用成熟体细胞或成体干细胞制备的，我国尚未出现获批上市的异体细胞产品(药品)，相关监管案例也主要涉及干细胞自体回输。然而随着细胞治疗研发技术的发展，为规范产业有序健康发展，我国亟待制定体系化的细胞研究与产业化应用相关的法律要求与伦理准则，特别是异体细胞及异体细胞产品研究与产业化应用立法。

1. 根据美国FDA官网报道，在2019年，某干细胞诊所有限公司、某细胞公司及其首席科学官因对一种由患者脂肪组织制成的干细胞药物产品进行了掺假的行为而收到了法院批准的永久性禁令。而在此之前，FDA在2017年便以警告信的形式中提出其未经FDA批准销售干细胞产品，并且严重偏离了当前的药品生产规范要求。美国司法部也曾多次试图为该诊所和被告个人提供与FDA合作的机会，以遵守FDA的规定，保护患者免受伤害。另外，FDA还提到其在申请另一项永久性禁令，禁止加利福尼亚干细胞治疗中心公司、加利福尼亚州某细胞外科网络公司以及两位医学博士在未经FDA批准的情况下向患者销售细胞产品，该项诉讼还在进行中。此外，迄今为止[6]，FDA还采取了许多其他步骤，通过向公司发出警告信等形式，使制造已知或可能违反规定的干细胞产品的诊所和其他公司或个人遵守规定。[7]

2. 另外在2018年，FDA同样以警告信的方式警告了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某基因技术公司及其总裁未经FDA批准销售干细胞产品，并且严重偏离当前的CGTP和CGMP要求，包括一些可能导致微生物污染的违规行为，可能导致患者严重的血液感染，该公司将脐带血加工成未经批准的人类细胞产品，并由另一公司进行销售。在该案例中，涉案产品并不满足仅用于自体使用或用于一级或二级血亲的同种异体使用。因此，该产品属于高风险类产品，同时作为药物和生物产品进行监管。为了合法销售这些产品，需要获得批准的生物制品许可证申请。在开发阶段，产品只有在IND生效的情况下才能用于人体，但该产品并未获得相关许可。而后，该案销售公司暂停了所有产品的运输，并主动召回了所有可能已经分销的涉案产品。[8]

在相关法律法规层面，首先，与国内相同，国外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禁止了人体细胞的买卖或变相买卖。另外，基于《公共卫生服务法案》将人体细胞和组织分为低风险产品(PHS ACT 351)和高风险产品(PHS ACT 361)而构建监管体系的美国监管制度以及类似的欧盟监管制度，其底层逻辑和要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 完善的风险分级制度

FDA依据细胞和组织产品风险的高低，将产品分为“高风险”和“低风险”两大类，其中“低风险产品”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要素：i.只经过最小程度的体外处理且不改变其原有生物特性；ii.执行与内源功能相似的作用；iii.未与其他药品或医材成分并用；iv.不会对受者的身体产生系统性作用，或用于自体使用或用于一级或二级血亲的同种异体使用或用于生殖用途。不满足以上任意一点的产品皆为“高风险产品”，须经FDA批准方可研发销售，同时FDA明确界定了“最小操作”和“同源性使用”的含义。

(2) 完备的细胞制备体系和市场

针对细胞制备体系，美国FDA和欧盟都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指南，包括工艺相关指南、临床前期相关指南、针对特定疾病或特定细胞的指南、有效性和安全性指南等，基本实现细胞制备标准化。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Regulation 1394/2007/EC(先进治疗医学产品法规)》中还提出了“医院豁免”条款，即允许医生在经过安全性和有效性验证后为患者个体进行治疗，因此，该条款内容主要限定于在医疗机构中进行的个体细胞治疗，对于通用型异体细胞治疗的可参考性较小。

在实践监管层面，同样实行“风险分级制”的办法。根据上文总结的相关监管案例可以看出，若产品不满足仅用于自体使用或用于一级或二级血亲的同种异体使用的要求，即产品为异体细胞治疗产品，而未经批准销售将收到FDA的警告，且需要暂停产品的销售、运输并及时主动召回相关产品，势必将造成一定的经济、声誉损失。因此，在美国的监管要求下，“高风险产品”，包括异体细胞治疗产品等，除需进行机构注册登记外，还必须向FDA申请注册其细胞/组织产品后，方可进行研发销售。

在严格的监管要求下，截至目前[9]，以FDA和EMA审批为例，仅有一款异体干细胞移植疗法(Omidubicel[10])通过FDA批准上市；另有一款异体T细胞免疫疗法(Ebvallo[11])和一款异体干细胞药物(Alofisel[12])(异体干细胞疗法)通过EMA批准上市。

结合上述目前国内外法律法规以及监管要求，对于开展涉及人体细胞相关活动的企业机构，笔者倾向于建议：

1. 涉及人体细胞的临床研究或临床试验的医药机构，应取得相应临床研究的备案或许可等，确保具备从事涉及人体细胞临床研究的条件与资质。如涉及获取和保藏人体细胞，应关注针对前述获取和保藏行为，是否对应构成诊疗活动或人类遗传资源保藏活动，以及机构是否对应获得或满足《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人类遗传资源保藏资质及要求等。

2. 充分了解细胞研究的整体情况，在此基础上，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类型，了解需要满足的法律法规和流程、内外部审批等要求。如开展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提供人的生物样本的，需通过伦理审查、开展跟踪审查，并以协议方式明确人的生物样本的使用范围、处理方式，并在研究结束后监督其妥善处置等。

3. 需要进口人体细胞的，应按照海关等部门的监管要求取得进口许可证件，并必须经过检疫机关的卫生检疫等程序；此外，如涉及人体细胞出口，应关注国家对人类遗传资源出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等。

4. 对于从事细胞制剂或相关药品的研制、生产、经营的企业机构，应严格获取相应资质和条件，并遵守相应的质量管理规范(包括但不限于GLP、GCP、GMP、GSP等)和细胞制备体系要求开展相应的研制、生产、经营活动。

5. 持续跟进人体细胞国内外监管法律法规及文件的更新和出台，如2023年5月9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体细胞临床研究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并向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文件明确了对体细胞临床研究进行备案管理，对开展体细胞临床研究的医疗机构及技术管理提出相应的合规要求。此外，还需关注国内外实践相关案例的监管尺度，积极与国家和地方卫健委和药监局等监管机关保持沟通。